重刑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困境与进路

作者：何永福，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来源：《法治与经济》2025年第6期。

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升司法效率及国家治理能力，2018年我国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立法形式确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重刑案件也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理论与实务中通常将刑事案件划分为重罪和轻罪，但对于重罪与轻罪的划分标准有不同看法，且重罪案件通常包括重刑案件，重刑被告人的量刑及其协商空间等因素明显区别于轻罪或轻刑案件被告人的量刑等因素，因此有必要明确界定何为重刑案件。本文将重刑案件界定为被告人被法院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事案件。目前，研究重刑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论文数量有限，实务上对于重刑案件如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尚未形成有效的做法，有必要对重刑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对实践中重刑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借鉴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有益经验提出建构该制度的对策。

虽然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大力推动下全国刑事案件的认罪认罚率已达85%以上，但从实践来看，重罪案件占刑事案件比例较低，且较少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经调研，有学者发现2019年至2020年6月某区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率为19.4%。据统计，2019年四川省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率低于6%。有实务界人士认为“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比率较低”。即使将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作为重罪的认定标准，也仅在不足四分之一的重罪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现有研究来看，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率明显低于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率。

因重刑案件范围明显窄于重罪案件范围，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率低并不能说明重刑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率低。有实务人士对某市检察院某分院办理的重刑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2020年至2022年该分院办理的重刑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率分别为16.7%、18%、23.8%。为进一步了解我国重刑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情况，2025年6月10日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全文：认罪认罚具结书”“法院层级：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类型：刑事案件”“审判程序：刑事一审”“文书类型：判决书”为关键词，检索出2024年至2025年6月10日共计180件判决。经筛查排除未签署认罪认罚判决1件，获得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判决179件。以被告人被法院判处十年及以上刑期为标准对上述179件案件进行筛选，得到有效判决25件，适用认罪认罚的重刑案件占适用认罪认罚刑事案件总数的14%。由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十年及以上有期徒刑的罪名通常为走私普通货物罪、走私毒品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且在中国裁判网上无法以被告人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下或以上为条件检索获得被告人被判处十年及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无法准确得出被告人被判处十年及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为了进一步获取重刑案例认罪认罚适用率的情况，2025年6月10日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案件类型：刑事案件”“法院层级：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程序：刑事一审”“文书类型：判决书”“案由：故意伤害罪”“全文：认罪认罚具结书”为关键词检索出2023年5件、2024年12件、2025年2件，以“案件类型：刑事案件”“法院层级：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程序：刑事一审”“文书类型：判决书”“案由：故意伤害罪”为关键词检索出2023年44件、2024年39件、2025年5件，2023年、2024年、2025年1月1日至6月10日故意伤害罪认罪认罚适用率分别为11.4%、30.8%、40%；以“案件类型：刑事案件”“法院层级：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程序：刑事一审”“文书类型：判决书”“案由：故意杀人罪”“全文：认罪认罚具结书”为关键词检索出2023年33件、2024年5件、2025年0件，以“案件类型：刑事案件”“法院层级：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程序：刑事一审”“文书类型：判决书”“案由：故意杀人罪”为关键词检索出2023年30件、2024年22件、2025年2件，2023年、2024年、2025年1月1日至6月10日故意杀人罪认罪认罚适用率分别为10%、22.7%、0。虽然中国裁判文书网判决书样本有限，但从上述统计数据来看，重刑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率远低于全部刑事案件的认罪认罚率。可见重刑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率较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有调查表明，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重庆市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的罪名主要为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和诈骗罪。有学者通过调研发现2019年至2020年6月某省四个基层检察院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的罪名主要为毒品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罪、抢劫罪、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

因重刑案件范围明显窄于重罪案件范围，适用认罪认罚的重罪案件罪名集中并不能得出适用认罪认罚的重刑案件类型集中的结论。有实务人士对某市检察院某分院办理的重刑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2019年至2002年该分院适用认罪认罚的重刑案件罪名集中在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诈骗罪、受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通过逐一分析，笔者于2025年6月10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出的25个重刑认罪认罚判决（2024年至2025年6月10日）中，发现罪名为故意伤害罪的有13件，罪名为故意杀人罪的有5件，罪名为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有4件，罪名为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有2件，罪名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有1件。可见，适用认罪认罚的重刑案件罪名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及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

有调查表明，某省检察院较少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对附加刑也仅提出种类建议，具体化、明确化有待提高。有学者经调研发现2019年至2020年6月某省三个基层检察院对重罪案件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有103件案件，认为适用认罪认罚的重罪案件量刑建议主要为幅度刑量刑建议。

因重罪案件量刑建议情况不同于重刑案件量刑建议情况，为进一步了解重刑案件量刑建议情况，通过逐一分析，笔者于2025年6月10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出的25个重刑案件认罪认罚判决（2024年至2025年6月10日）中，发现在全部判决中检察机关均提出了量刑建议。其中有15件提出确定性量刑建议，确定性量刑建议提出率为60%；有6件提出选择性量刑建议，如判处无期徒刑或者以上刑罚；有4件未提及量刑建议的具体内容。除4件因未提及具体量刑建议内容而无法判断审判机关是否采纳量刑建议外，审判机关审理后在18件判决中采纳了检察机关对主刑提出的量刑建议，量刑建议采纳率为72%，其中包括3件审判机关采纳检察机关变更后量刑建议的判决。在采纳主刑量刑建议的18个判决中，审判机关在11个判决中采纳了附加刑量刑建议，附加刑的量刑建议采纳率为44%。可见，重刑案件量刑建议大多为确定性量刑建议，且主刑量刑建议采纳率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侧重于追求诉讼效率、节省诉讼资源，而重刑案件因对被告人量刑较重而注重程序保障，在重刑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公正与效率的冲突更加明显。这就需要在公正与效率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在坚持以公正为主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从实践来看，目前重刑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以下问题：

《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在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等特定的重刑案件中即使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也不一定可以得到从宽的处理。目前我国无论法律还是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不予从宽的具体情形。一位前刑事法官认为在下列案件中应慎重启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一是“一些本身法定刑幅度较小，没有‘从宽余地’的案件”，二是“犯罪性质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案件”，三是“存在需要庭审后才能最终查明被告人是否存在此项量刑情节的案件”。虽然《指导意见》否定特定案件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观点，但从实践来看，也需要明确对特定重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予从宽的情形，否则实务人员难以把握特定重刑案件的适用标准，进而无法准确认定是否适用从宽的建议，影响该制度的适用效果。若对所有重刑案件的被告人在量刑上实行从宽，一方面被告人通常期望在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中低位量刑值获得宣告刑，而法院在量刑建议中的高位量刑或不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对被告人作出更严厉的宣告刑时，被告人因宣告刑未达到其心理预期有可能提出不必要的上诉，容易导致上诉率不当提高；另一方面，有可能引起被害人或其家属的不满，提高申诉率，从而难以实现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适当平衡的目的。如在被告人甲从云南运输甲基苯丙胺300余克到北京一案中，被告人认为审判机关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的量刑过重，与检察机关提出的有期徒刑十三年至十五年量刑建议相比，其量刑没有从宽，进而提起上诉，而按刑法规定对其最低量刑就是有期徒刑十五年。

无论法律还是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被告人认罪认罚所享有的量刑从宽幅度，更没有提及重刑案件中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所享有的量刑从宽幅度。《指导意见》也只是明确认罪认罚越早的被告人所享有的量刑从宽幅度越大。

由于缺乏规则的有效指引，实践中认罪认罚的量刑从宽幅度不一。有的地方明确对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最大量刑从宽幅度为减少基准刑30%，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最大量刑从宽幅度为减少基准刑20%，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所享有的最大量刑从宽幅度为减少基准刑10%。有的地方明确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最大量刑从宽幅度为低于基准刑的30%。可见，由于现行量刑指导意见的适用范围有限，且部分案件量刑证据收集不充分，各地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量刑差异显著，影响了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适用。

虽然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检索出的重刑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确定的量刑建议提出率较高，法院采纳率也较高，但从实践来看，在重刑案件中检察官通常难以提出准确的量刑建议。即使检察官与法官进行事先沟通，由于法官只能根据检察官陈述的案件事实及量刑情节依据以往的量刑经验提出参考的建议，以及法官个人经验差异及量刑指导意见没有准确区分报应刑和预防刑因素等，法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也不一定是准确的

1.量刑指导意见难以提供有效的量刑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在历次下发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对量刑的基本方法、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常见犯罪的量刑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有学者认为量刑指导意见中的量刑步骤存在“以价值判断为主”“在确定量刑起点之前缺少前置程序”“在确定基准刑之后欠缺过渡阶段”等问题。还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区分责任刑和预防刑。由于量刑指导意见主要是针对有期徒刑的罪行，较少涉及重刑，特别对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量刑如何实施缺乏规定，因此难以在重刑案件中适用。

基于上述原因，现有量刑指导意见存在结构性缺陷，且难以适用于重刑案件，检察官无法依据量刑指导意见在重刑案件中提出准确的量刑建议。

2.以往判决难以提供有效的量刑参考

在笔者于2025年6月10日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出的25件重刑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所有判决中法院只是罗列被告人具有自首、坦白、认罪认罚、从犯或主犯、初犯、赔偿被害人、认罪认罚等情节，结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后直接作出宣告刑，量刑方法不清。如在袁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中，法院考虑袁某具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退缴部分违法所得等量刑情节判处袁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在崔某故意伤害罪一案中，法院考虑本案存在自首、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等量刑情节判处崔某有期徒刑十二年。上述两个判决没有对宣告刑确定的理由作出说明，且从法定刑中得出宣告刑的过程缺失，无法凭判决得出量刑起点、基准刑，也无法获知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过程。

有学者经过调研，认为法官可以以往类似案件的量刑幅度作为依据来反推量刑。如果该学者论断正确，则实践中法官的量刑步骤完全异于量刑指导意见的量刑步骤，且量刑结果完全无法预测，必然会出现量刑方法不清及刑罚不当的结果。

有学者以广东省的盗窃案件为研究样本，发现“量刑指导意见尚缺乏对罚金刑的充分指导；而在有期徒刑的量刑中，趋轻情节的作用不如趋重情节”。还有学者对贪污罪的量刑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贪污数额仍然对贪污罪的责任刑支配力度较大，“法官依然十分青睐自首、立功、坦白、认罪、悔罪、退赃、退赔、积极缴纳罚金等传统情节”。

由于法官自己都无法准确说明从法定刑到宣告刑的确定经过及其依据，且实践中法官主要依据以往判决的量刑来推断当前案件中被告人的量刑，法官的量刑活动或判决难以给检察官提出准确的量刑建议提供有效的参考。

3.检察官提出准确的量刑建议经验不足

以往检察官通常重视被告人能否被定罪，对于被告人定罪后被判多重的刑罚通常不会太关注。另外，由于量刑经验不足，部分检察官在重刑案件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提出准确的量刑建议经验明显不足。在重刑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部分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不够准确，有的甚至照搬法定刑，或者适用错误；还有不少检察官只对主刑提出量刑建议，而没有对附加刑提出量刑建议。如（2020）豫15刑初28号判决中，检察官照搬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提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如判处无期徒刑，应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量刑建议。在（2021）新01刑初5号、（2021）云31刑初18号两个判决中，检察官同样是照搬法定刑对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被告人提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在明确提及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66件判决中，检察官没有对附加刑提出量刑建议的有23件，对附加刑提出量刑建议率仅为65.15%。在（2021）云04刑初7号判决中，检察官对涉嫌运输毒品罪的被告人提出并处罚金的附加刑量刑建议，经审理后法院认为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中附加刑不合法进而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

《指导意见》虽明确检察机关在办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时应听取被害人的意见，但被害人的意见不影响认罪认罚的适用。

有学者通过在C市、J市、Q市调研发现，2016年9月至2019年8月C市认罪认罚案件中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比例为12.71%，2018年、2019年J市认罪认罚案件中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比例分别为0.8%、1.5%，2019年、2020年1月至4月Q市认罪认罚案件中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比例分别为1.4%、1.8%，“被害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参与程序十分有限”。

在笔者于2025年6月10日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出的25个重刑认罪认罚判决中，有18件判决有被害人，但只有7件判决的被害人得到了赔偿，被害人得到赔偿率仅为38.9%。

从实践上看，检察官办理重刑案件通常会要求被害人或其家属提出书面意见，但由于被害人或其家属对法律或案件事实不了解，难以提出有效制约检察官决定的意见。

重刑案件的事实认定具有复杂性，既涉及对犯罪事实的法律评价，更涉及量刑事实的司法裁量，控辩审三方对此类案件的事实认定与量刑事实容易产生分歧。由于重刑案件中通常会委托或指定律师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律师基于辩护人的角色一旦认为检察官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中认定的犯罪事实、罪名及提出的量刑建议与案件的定罪事实或量刑事实不符，则通常会提出不同于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辩护意见。若经审理后，法官认定重刑案件中犯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与检察官在提出认罪认罚具结书时认定的犯罪事实与量刑事实不一致，则无法依据认罪认罚具结书的量刑建议对被告人作出宣告刑，需根据庭审后认定的事实、罪名及量刑情节对被告人作出恰当的量刑。

《指导意见》没有对如何解决控辩双方的事实争议及如何对被告人进行从宽等事项作出具体规定，无疑会影响重刑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适用，甚至可能引发法检之间不必要的冲突。如北京余某交通肇事罪一案，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对余某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量刑建议，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余某具有自首、赔偿且获得谅解等情节后判处余某有期徒刑两年。后余某和检察机关以量刑过重为由分别提起了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余某不构成自首且具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从重处罚情节，判处余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在（2021）渝02刑初4号判决中，法院以“没有听取被害人一方的意见且没有考虑王学康是否赔偿，以及是否取得被害方谅解等因素”为由认定检察机关提出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十三年的量刑建议不合理，在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后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在（2020）黔27刑初26号判决中，检察机关以张某犯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并提出判处无期徒刑的量刑建议。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构成故意伤害罪，并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在（2020）豫01刑初114号中认罪认罚的苏某，被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苏某构成故意杀人罪，并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

英格兰与威尔士通过《有罪答辩量刑减让指南》《量刑指南》等规定，不仅明确了有罪答辩的重刑案件被告人是否可以获得量刑减让、获得多少量刑减让等，还进一步通过明确量刑步骤、以罪行严重性为主兼顾预防情节构建量刑指南等措施，确保重刑案件被告人有罪答辩制度的有效实施。

为减少对被害人的不利影响、节省被害人和证人的作证成本、节省侦查和审判成本、鼓励有意愿做有罪答辩的人尽早在程序中进行有罪答辩，英格兰与威尔士虽然明确对有罪答辩的被告人根据做出有罪答辩的不同程序阶段可获得最大量刑减让幅度为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但也明确对于特定重刑案件的被告人，即使其做出有罪答辩对其量刑也不予减让。如果法庭决定对因谋杀罪被定罪的有罪答辩被告人的最低刑期为终身监禁时，则不得对该被告人进行量刑减让。有学者经实证研究，发现2011年至2012年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刑事法庭量刑的被告人中有86%的被告人做出有罪答辩，做出有罪答辩的被告人中有3%没有获得量刑减让。

英格兰与威尔士不仅对所有做出有罪答辩的被告人的量刑减让做出明确规定，而且还对谋杀罪做出有罪答辩的被告人的量刑减让做出特别规定。英格兰和威尔士量刑委员会颁布的于2017年6月1日生效的《有罪答辩量刑减让指南》规定，有罪答辩的量刑减让最大幅度为三分之一。被告人在程序的第一阶段（首次听证）进行有罪答辩的，其享有的最大量刑减让幅度为三分之一；在后续程序中提出有罪答辩的最大量刑减让幅度为四分之一；在庭审日期确定后进行有罪答辩的被告可享有最大为十分之一的减刑幅度，在庭审过程中进行有罪答辩的被告人可享有减刑幅度进一步减少甚至可以不减刑。在考虑其他被告人享有的减让情节以避免合并导致的不适当的短刑期时，法庭将仔细衡量最低刑期的期限。同时还对谋杀罪的量刑减让幅度做出特别的规定。如果经审查认为终身监禁对被判谋杀罪的有罪答辩被告人是适当刑罚时，则不对该被告人进行量刑减让。经审查认为适宜对被判谋杀罪的有罪答辩被告人的最低量刑进行减让时，减让幅度不得超过六分之一，且不超过五年。在程序第一阶段就已做出有罪答辩时才给予被判谋杀罪的被告人六分之一或五年的最大量刑减让幅度。被判谋杀罪的被告人在庭审时做出有罪答辩的，其享有量刑减让的最大幅度为二十分之一。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2011年至2012年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刑事法庭量刑时做出有罪答辩的被告人中，有8%获得了1%~10%的量刑减让，有8%的获得11%~20%的量刑减让，有11%获得了21%~32%的量刑减让，有63%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量刑减让，有7%获得超过了三分之一的量刑减让。

英格兰与威尔士制定通过《量刑指南》为刑事案件被告人的量刑提供有效指引，以确保对做出有罪答辩的被告人的量刑具有正当性。该指南是根据罪行的严重性和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来构建的，再辅以加重或减轻情节予以调节得出宣告刑，以实现惩罚罪犯、减少犯罪、改造罪犯、保护公众、罪犯做出赔偿的目的。罪行的严重性主要考虑犯罪行为人在犯罪中的地位、犯罪意图、是否有预谋实施犯罪及其复杂程度等因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主要考虑犯罪对受害者的总体影响，包括直接伤害（包括身体伤害、心理伤害和经济损失）和间接伤害等因素。

英格兰与威尔士《量刑指南》规定的量刑步骤如下：一是根据罪行严重性、犯罪所造成的伤害来确定基准刑；二是根据加重和减轻因素对基准刑进行增加或减轻；三是若被告人有罪答辩，则根据《有罪答辩量刑减让指南》对上一阶段的量刑进行减让；四是如果罪行属于2003年《刑事司法法》附件15、18、19中规定的罪行，基于该罪行的危险性，根据2020年《量刑法》相关规定对该罪行的被告人应判处终身监禁，则终身监禁是最低的刑期。2020年《量刑法》附件21对谋杀罪的量刑基准做出明确规定。一是法院认为谋杀罪行特别严重且被告人年龄不低于21岁的，合适的基准刑是终身监禁。谋杀罪行特别严重指：（1）谋杀人数2人及以上，每次谋杀都涉及预谋程度高、绑架被害人、性行为或虐待狂行为中的任意一项；（2）在绑架儿童或性侵儿童或虐待儿童等犯罪中谋杀儿童；（3）在2015年4月13日及之后在警察或狱警执行职务过程中谋杀警察或狱警；（4）为推进政治、宗教、种族或意识形态事业而进行的谋杀；（5）由先前被判谋杀罪的罪犯进行的谋杀。二是如果犯罪时犯罪人年满18岁，且罪行特别严重并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则谋杀罪的量刑基准为30年：（1）在2015年4月13日之前在警察或狱警执行职务时谋杀警察或狱警；（2）使用火器或炸药实施谋杀；（3）为谋取利益而实施的谋杀（如在抢劫或入室盗窃过程中实施的谋杀、为获得报酬而实施的谋杀或因死亡而期望获得利益而实施的谋杀）；（4）意图妨碍或干扰司法公正实施的谋杀；（5）涉及性或虐待狂行为实施的谋杀，（6）谋杀人数为二人以上；（7）因种族或宗教敌意或与性取向有关的敌意而实施的谋杀；（8）因与残疾或变性身份有关的敌意而实施的谋杀。三是如果谋杀案不符合上述两种情形，犯罪时犯罪人年满18岁，且该罪行发生于2010年3月2日及之后，使用携带的刀或其他武器杀人或携带刀或其他武器到犯罪现场并实施谋杀行为，则谋杀罪的量刑基准为25年。四是罪犯在犯罪时年满18岁，且案件不属于上述三类案件的范围，则该谋杀罪的量刑基准为15年。五是罪犯在犯罪时未满18岁，则该谋杀罪的量刑基准是12年。该附件还规定了谋杀罪量刑的加重、减轻因素。量刑加重因素包括：（1）预谋程度高；（2）受害人因年龄或残疾而极易受伤害；（3）被害人在死亡前遭受精神或身体痛苦；（4）滥用信任地位；（5）胁迫或威胁他人以便利实施犯罪；（6）被害人为提供公共服务或履行公共职责的人员；（7）隐藏、毁坏或肢解身体。量刑减轻因素包括：（1）伤害而非杀人的意图；（2）缺乏预谋；（3）罪犯患有精神障碍或精神残疾；（4）罪犯受到挑衅（但在2010年10月4日之前发生的谋杀案中，不构成对挑衅的辩护）；（5）正当防卫行为；（6）罪犯认为谋杀是一种仁慈行为；（7）罪犯的年龄。

在凯利案中，英格兰与威尔士一审法院根据凯利的罪行情况确定其量刑起点为20年有期徒刑，基于认罪给予20%的量刑减让、协助检察官侦破其他案件的立功行为给予30%的量刑减让，一审法院最终判处凯利有期徒刑10年。案件上诉到二审法院后，二审法院虽认为对此类案件不应采取纯粹的数学计算方式进行量刑，但仍认为一审判决中立功量刑减让偏低、认罪从宽量刑幅度偏高，最后二审判决对凯利的量刑进行改判。

针对上述问题，应采取有效对策，以提升重刑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公正性与效率。

虽然我国刑法中适用死刑的罪名不断减少，但目前仍有46个罪名可适用死刑，主要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军人违反职责罪等。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只能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且实践中也存在一些有自首或立功等情节但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况。由于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一般应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死缓，在量刑上没有从宽的余地，应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不予量刑从宽。具体来说，下列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不予量刑从宽。一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危及人民群众安全的故意杀人案件。如“为巩固黑恶势力或黑恶势力之间为争强斗狠、抢夺地盘或非法利益而杀人的；对现实不满、仇视社会（无特定目标）而杀人的”等。二是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故意伤害案件。在刘某故意伤害案中，刘某因迁怒他人而采取强行灌食和泼洒硫酸的方式故意伤害他人，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因故意伤害手段特别残忍且造成他人死亡，刘某可能被法院判处死刑，即使刘某认罪认罚也不应对其量刑予以从宽。三是造成被害人死亡或多人重伤的抢劫案件。四是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或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强奸案件。五是故意杀害被绑架人及致被绑架人死亡的绑架案件。六是以放火、爆炸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七是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案件。

在张某故意伤害罪一案中，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张某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罚，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张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根据1979年刑法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本案中实际上法院并没有因张某认罪认罚而减轻其量刑。

由于重刑案件中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通常较轻刑案件的社会危险性高，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重刑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被告人的量刑从宽幅度应低于轻刑案件。可以借鉴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做法，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不同认罪认罚阶段重刑案件认罪认罚的被告人所享有的量刑从宽幅度，且因认罪认罚为预防刑的情节，从宽的幅度应有所限制。具体来说，对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的重刑案件被告人量刑从宽的最大幅度为六分之一或不超过5年，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重刑案件被告人量刑从宽的最大幅度为二十分之一。

1.明确重刑案件中认罪认罚作为单独的预防刑量刑情节

《指导意见》明确对认罪认罚与自首、坦白不做重复评价，可见在我国认罪认罚并不是单独的量刑情节，而是结合其他预防刑量刑情节综合使用来调节法定刑以作出宣告刑。这种不将认罪认罚作为单独的量刑情节的做法，不利于量刑的透明化，无法让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准确预测如果不认罪认罚将被判处的刑罚种类及其幅度，无法让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尽早认罪认罚的目的，以更好地节约诉讼成本，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在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有罪答辩量刑减让指南》中明确规定有罪答辩是一种独立于犯罪嫌疑人个人因素的减轻量刑情节，而在询问中承认、与侦查机关进行合作、悔罪的表示等减轻量刑因素应在有罪答辩量刑前予以考量。为让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尽早认罪认罚，提高认罪认罚量刑的透明度，可借鉴英格兰与威尔士有罪认辩量刑减让的做法，明确重刑案件中认罪认罚是一种独立的减轻量刑因素。

2.区分责任刑和预防刑要素完善量刑指导意见

英格兰与威尔士的量刑指南是以罪行严重性为主兼顾预防情节来构建的，以被告人的罪责为基础构建基准刑，再辅以相应的预防刑情节加以调节得出宣告刑，其宣告刑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值得我国借鉴。

“所谓量刑就是按照（行为）责任确定刑期的大框架，并在这个范围内，再基于预防的考虑对刑期进行上下微调。”准确界定区分责任刑和预防刑的情节，明确先判断责任刑，再判断预防刑，且责任刑的情节对量刑具有决定性、优先性的地位，预防刑情节仅在一定范围内对责任刑进行调节，“准确地确定不同情节对于量刑的影响力，实现量刑得当”。

3.完善量刑步骤

虽然“两高”的量刑指导意见对量刑步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没有对重罪的基准刑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规定责任刑的加重、减轻情节，致使司法人员在实践中无法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基准刑，进而根据加重或减轻量刑情节得出拟宣告的刑期。应借鉴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做法，在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重罪的基准刑及加重、减轻量刑情节，再明确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最后得出宣告刑。并在判决中说明宣告刑的具体形成过程及其形成逻辑，提高量刑的透明度，以减少一审被告人不服量刑的无理由上诉的情况，切实提升重刑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刑事程序的公正性与效率。

根据《接受有罪答辩和检察官在量刑中作用指南》规定，英格兰与威尔士检察官在接受有罪答辩和量刑协议时应遵守《被害人宪章》中规定的标准，将被害人的需要置于刑事司法程序的核心，而且应遵守《犯罪被害人实践指南》规定的义务，听取被害人意见，以切实保护被害人利益。因为罪责减轻答辩中的不准确事实会给被害人、被害人家属和证人带来痛苦感和耻辱感。特别在被害人死亡的情况下，被害人家人听到有关被害人性格或生活方式的不准确言语时，这种痛苦感和耻辱感尤为明显。有罪答辩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对确保公平对待被告人和被害人具有重要作用。在收到辩方提出贬损被害人品格的减轻理由通知后，检察官必须采取一切合理步骤去确认该理由是否属实。合理的步骤包括：（1）征求被害者的意见，包括被害人死亡时征求被害人家属的意见，以及在被害人为儿童时征求被害人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意见；（2）在合适的情况下征求警方或其他执法机构的意见。贬损被害人品格的主张通常不构成减轻量刑因素，除非它与犯罪情节有因果关系或与适当的量刑考虑有关。在确定该主张是错误的或与适当的量刑无关时，检察官必须质疑该理由。如果辩护律师坚持该理由属实，则检察院应邀请法院举行牛顿听证会来决定该理由是否属实。当辩护律师没有提前发出将提出贬损被害人品格的减轻理由通知时，检察官不得默许有损于被害人品格的减轻处罚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应提请法院注意该通知没有事先发出的情况，在有必要时争取时间去调查该减轻理由是否属实。当检察官有充分理由相信该理由是虚假的或与量刑无关的，检察官应将该意见告知法院，并请法院考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8条第8款《调查法》第1996条作出命令以阻止该理由的公开。

《指导意见》只明确应听取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的意见，未明确听取被害人对案件处理其他的意见，似有不周全的地方，应借鉴英格兰与威尔士在有罪答辩时有效保护被害人的有益经验，完善被害人权利保障机制。

一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建立与被害人有关的证据审查机制。对被害人存在过错等不利于被害人的证据进行详细审查，严格按照法律和相关司法判例来认定重罪案件中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一旦认定重刑案件中被害人存在过错等不利于量刑的证据且该证据与量刑有关的，则应及时将该情况告知被害人或其家属，并听取其意见。当辩护律师提出被害人有过错等不利于被害人的辩护理由时，应结合案件的证据体系进行审查，以确定被害人存在过错等不利于被害人的事实是否属实、该事实是否与量刑有关。

二是在重刑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应区分被害人是否有过错等理由来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不同的量刑建议，并在量刑建议书中注明该情况。

三是建立被害人过错调查机制。无论在审查起诉中还是在审判中，一旦辩方提出被害人有过错等不利于被害人的观点，则检察官应启动相应的调查机制，通过听取被害人或其家属意见、侦查机关的意见等多种方式，核实被害人存在过错等不利于被害人的事实是否属实及是否与量刑有关。经调查后认定案件中不存在被害人有过错等不利于被害人的情形或该情形与被告人的量刑无关，则检察官应在审查起诉中或审判中对辩护人的该观点进行有力的反驳。

在英格兰与威尔士，被告人做出有罪答辩后争执答辩协议的有关事实时，法庭通常举行牛顿听证会来决定被告人的争执事实是否属实。法官在听证会通常以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等方式来决定量刑赖以做出的案件事实。一旦在牛顿听证会中拒绝被告人的故事陈述时，在有罪答辩提出的程序阶段所享有的减刑幅度应减半。如果听证中有传唤证人作证的，减刑幅度应进一步缩小。在皇家诉里德、罗伯茨一案中，年龄分别为十九岁及二十一岁的两名上诉人对两项罪行进行有罪答辩：共谋抢劫和共谋以犯罪意图携带仿制枪支。罗伯茨女士在安排的庭审日的次日进行有罪答辩认罪，当时陪审团还没有宣誓就职且也没有提出证据。里德在庭审安排日认罪。牛顿听证会是在有罪答辩之后举行的，罗伯茨女士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取得了部分成功而被判处监禁六年，里德先生在听证会上没有取得成功而被判处在一所少年犯收容所服刑八年零三个月。量刑法官没有就有罪答辩的情节对两上诉人进行量刑减让。关于上诉涉及法官决定有罪答辩的量刑折扣问题，上诉法院认定，对有罪答辩不进行量刑减让不在初审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并将罗伯茨女士和里德先生的刑期分别减少了四个月和五个月。

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做出有罪答辩的被告人因轻于或不同于原来答辩的罪行而被定罪时，并在更早之前就对轻于原来指控的罪行或不同于原来指控的罪行提出明确有罪答辩给控方和法庭，法庭应根据有罪答辩提出的阶段对被告人给予该阶段本应享有的减刑幅度。

即使重刑案件中被告人认罪认罚，也时常出现辩方争执认罪认罚具结书中认定的案件事实、罪名和量刑建议，应借鉴英格兰与威尔士有罪答辩中有效解决争议的有益经验，建立有效解决事实争议的机制。

一是法官裁决事实争议的机制。明确一旦辩方对认罪认罚具结书中认定的事实、罪名和量刑提出异议，则法院应启动特别程序或恢复正常的法庭调查程序，对控辩双方主张的不一致事实或罪名或量刑进行调查核实，并由法院最后对控辩双方争议的问题作出裁决。

二是明确辩方对认罪认罚具结书提出异议后的被告人享有量刑从宽的幅度。若经审理法院认定被告人提出异议有理由时，则被告人仍享有其做出认罪认罚阶段所享有的量刑从宽幅度；若经审理法院认定被告人提出异议无理由，则被告人只能享有其做出认罪认罚阶段所享有的量刑从宽幅度三分之一优惠量刑。